长春日报社官网记者专访《初心》创作者丁捷

2018-05-08 14:53:07  来源：长春日报社

　　丁捷：2017年我创作出版长篇纪实文学《追问》之前就构思了一部关于人心发育和成长的书。《追问》先行，该作品引起了很大反响，我在“追问”现实，而读者在阅读作品后提出了很多问题来“追问”我。有媒体把这种现象称为“追问引发的更多追问”。这些问题有的很宏观，需要社会、需要时代、需要政党来回答；有的很具体，读者可以自己寻找答案。作为问题的引发者，回答问题是我的职责。此后，我思考得更多，从千万读者那里也获得了很多感悟和信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学思践悟得，渐成体系，《初心》就创作出来了。

　　《初心》跟《追问》不同，它是用感性推动理性前行的作品。我把自己完全融入其中，我在追寻一个国家、一个政党、一个民族、一个群体的精神世界，也在追踪自我的心灵轨迹。《初心》是有情绪的，是主观的，散发着我个人的体温。所以，我在创作过程中经常被情感驾驭着向前，看起来是为了表述思想，其实这些思想无一不是情感催生。《追问》是客观的，悲悯的，苍凉的；《初心》是随性的，深情的，温厚的。您可以通过阅读作品去感受这种不同，由此触摸我的创作之心。

　　记者：您创作的《追问》和《初心》跟时代贴合得很紧，您怎样看待文学与时代之间的关系，或者说您为何选择用文学的方式来表现这个时代？ 

　　丁捷：文学跟科学、宗教、哲学不太一样。几乎没有什么文学作品能摆脱时代的投射。古今中外那些经典，你现在看起来它们沉静的，恒远的，中性的，但它们在产生的那个时代看来，很可能是喧哗的，切时的，激动的。

　　文学的时代性通过两种方式呈现。一是积极地介入，直面地反映，勇敢地歌咏和批判，我的《追问》和《初心》就是这样的作品。二是消极的逃避，顾左右而言他，或者声东击西，这些都是时代性的不同表达。不要被文字或文体的表象所迷惑。

　　记者：《追问》引起了很大反响，《初心》是《追问》的续篇，您认为《初心》在哪些方面实现了超越？ 

　　丁捷：客观、真实是《追问》的追求，《追问》做到了。《初心》则追求主观的超越，情感的清丽和昂扬，同时希望有思想的光芒。《初心》是大时代的大主题，是大主题的大散文。大而散，却要形成一种聚合的气势和力量。《追问》的难度在素材积累和采访，《初心》的难度在于表达民族文化的智慧和自我激情的混合运用，在于以个性表达来达成共性认同的创作目的。尽管这两部作品在内容上关联度很大，但绝对不是一类作品，不好说谁超越了谁。至少我个人是这样看的。

　　记者：您创作的《初心》在形式上不同于政论，也不同于一般的散文，您采用了叙述与议论相结合的形式，而且向读者展现了很多落马官员的事例。请问您对哪个事例印象最深？为什么？ 

　　丁捷：对创作者来说，爱憎分明的写作要畅快和轻松得多，而《初心》并不是一部颂歌。创作过程无法轻松和畅快，作品内容带给我的情感是复杂的，多向的，变化的。因为我选择的案例大多数是处于灰色地带、模糊地带、易动地带的人生和人心。《初心》选择的案例更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点。比如，劝我不要到基层任职的副县长，他活在“世俗正确”的底层智慧里，如鱼得水。他对人“友善”，人很“精明”，工作有方法，看起来很“优秀”。然而，像他这样的领导干部，身处重要位置，对国家长远的事业是有深度危害的。你要把握这种案例，需要跟他一样“友善”“精明”，还要在“境界”的认识上高于他。一旦看透之后，你会惊恐。有些“伪精英”的坏，坏得很有文化，很有水平，可以说，波澜不惊，行云流水。在现实中，我们往往很享受这种“坏”，我们一不小心就在这种“坏”中“安乐死”了。而更让人惊恐的是，我们如果有勇气盘点一下自己，不难发现有时候我们也有这种“坏”，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做得很“坏”。

　　记者：听说您是江苏省属某文化集团纪委书记，这种特殊的身份对您的写作有影响吗？ 

　　丁捷：大学毕业至今的二十几年间，我在多个不同岗位工作过，总的说来，各有乐趣也各有难处。我估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工作不容易，在某个岗位上，自己是“特殊”的。其实不是这样。那只是“干事业”的共性。于我而言，在任何人生阶段、做任何工作时，我都没停止过读书和写作。我的所有身份、所有阅历都会影响我的读书写作。这句话颠倒过来说也成立，读书写作影响了我的所有身份、所有阅历。

　　记者：您的新书《初心》和即将开展的“不忘初心　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有什么联系？ 

　　丁捷：去年三月在发布《追问》之前，我就确定了“追问”“初心”的主题写作。可以翻阅一下过去的新闻，当时发布会的背景板上就写着“追问”“初心”。好的写作，是灵感到、心到然后手到的自然而然的行为。当然，我也希望这部作品能成为我个人接受“不忘初心　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的一篇作业。（武官政）